第0856章 八旗战斗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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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相比较，乾隆修实录的史官，将原疏之“思想”改为“筹度”，去一鲁字，再把“具管见”变为“竭所知”，虽仅小小变动，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。再举一例，原疏有“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，是头紧顾头之意”。什么叫“查发逃奔人”？表述太不通顺了。乾隆版改为“查发逃去人民，以还我者”，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，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。至于所谓“头紧顾头”，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，不易为他省人知晓，乾隆版改为“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”，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。全文类似之弊，俯拾即是，不再赘引。
其二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，见识不高，议不精辟，对后金与明之形势，了解不透，既不知己，又不知彼，所上之计实为下策。范文程、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，竭力主张对明用兵，大举深入，直捣京师。揆诸当时形势，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，如若照此行事，后果难以设想。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，此则，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，加上汉军一旗、蒙古一旗，共十旗，丁数不会超过八万，而且贝勒、大臣之中，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，士气较前有所削弱。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，被屠杀、迁徙、抄没为奴，满腔怨愤，纷欲弃金投明。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，四年以前，“国中大饥”，斗米价银八两。牛一头卖银一百两，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，布一匹价九两，出现了“人有相食者”的悲惨景象。
至于周边形势，同样不妙。南面朝鲜。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，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，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。东北方面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，但并未覆灭，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。西边的明国。尽管曾数败于金，但幅员辽阔，臣民众多，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，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。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、遵化四府州县，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。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。在后方不稳、腹背受敌、敌众己寡的条件下，不做好充分准备，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，谈何容易，弄不好，被截断后路，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。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。所以，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，稍后一些时候。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。何况，这次出征，原为攻击林丹汗，不料彼先期远逃，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，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。鞍马劳累，缺水少粮。得不偿失，贝勒、大臣之中。不少人已有怨言，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，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，怎能获胜！因此，范文程三人之计，实为下策，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，是背道而驰的。
当然，宁完我、范文程、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，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，宁、范后皆为大学士，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、江西、河南三省的总督。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，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，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，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“皆以汉人为奇货”（乾隆版改为“皆志在取明”），必欲深入；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，“入则利在深入，不入则就此回兵”，不能半途而返。因此，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，但仍对其予以赞扬！
宁完我，字公甫，辽阳（今属辽宁）人，清初大臣。后金天命年间（1616—1626年），降努尔哈赤，隶汉军正红旗。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、议政大臣兼太子太傅。
初在文馆办事，敢直言，精通文史。屡上建议；定官制、辨服色，论伐明策略，论考试取官，多被采纳。好赌博，曾被免职。清朝入关后，重新起用，任修纂《明史》总裁、《太宗实录》总裁及三届会试总裁。翻译《三国志》、《洪武宝训》等。
马国柱，辽阳人，隶汉军正白旗。
天聪间，以诸生直文馆。六年，诸生胡贡明请更养人旧例，国柱上疏，谓：“以家喻国，上犹祖父，诸贝勒犹子弟，而人则妻孥也。祖父重持家，子弟喜便嬖，好恶不同，不能迫而从也。我国正直者多贫贱，贪佞者多富贵。正诎而邪申，欲国之兴得乎？宜采贡明议，无分新旧人，悉养于上。如疑八家分人而赡为先帝旧例，试思先帝时虽曰分赡，而厚薄予夺操之一人。今昔相较，果何如乎？况善继志者谓之大孝。先帝至今日，亦当更旧习。苟益于国，何有于小嫌？且利于八家，而上独擅焉，诚不可也；今养人乃劳事，虽专之，庸何伤？”
先是，国柱与高鸿中、鲍承先、宁完我、范文程等合疏请置言官，是疏并申言之；而诸上书言时事者，扈应元、徐明远、许世昌、仇震疏中往往及是。明远，明兵部吏，自永平降，隶镶黄旗。疏并请禁交结，定法度，立管屯将吏考课黜陟之制，禁管台将吏掊克士卒，禁八门监榷不得用重秤，豁流亡户籍，录闲冗吏，革鬻良人为妓。世昌，正红旗牛录章京。疏并请定先帝谥号，建中书府。震，明武进士、都督佥事。疏自署“俘臣”，并请译书史，申法律，简贤才，与明通和。皇太极命礼部设科取士，中式为举人，国柱与焉。直文馆如故。
在这次战役中，后金军队使用了自己研制的红衣大炮，后金有了独立的火器营，这在日后统一中原的战役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这次战役共俘获明军将领七十余人，其中不少是高级将领，对这些降将，皇太极一律官复原职，予以重用，加以恩养。这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反响，由于这批明朝高级官员进入统治阶层，改变了后金政权的政治结构，汉文化在后金国进一步潜移默化的传播，这对在今后后金内部的思想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。
这次战役摧毁了关外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，即所谓的“关宁铁骑”，明军在关外的精锐便仅剩下大凌河城堡内的这一万多明军了。
这个时候的满人就跟后世的日本人差不多，他们必须依靠汉人的败类来完成许多政治任务，和军事方略，靠他们自己这点人是万万不行的。
平心而论，满人能够最后获取天下，其难度为历朝历代之最，即便是拥有了庞大疆域的蒙古人，也无法跟满人相提并论，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手中，当时是因为当时元朝主要用的是骑兵，速度是步兵的三倍，在当时火器只有元朝有的情况下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，都有较大的优势。
当时元朝的火器是世界上最好的大约能射二百米，而当时普通的弓箭只能射五十多米。并且火器一分钟能射二三发，普通的弓箭只能射一发，火器一次杀五个人而弓箭最多杀一个人，这样的战斗能力岂不让天下人侧目？
元朝的进战能力也十分强。据说元朝士兵一次能杀掉三个人，在攻打号称“铁甲雄师”的欧洲骑士团时，用的长马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因为骑士团用的是十字枪，马和人都披重甲但这个骑兵团的盔甲却没有护颈。从此，欧洲骑士团就不复存在了。(未完待续)
两相比较，乾隆修实录的史官，将原疏之“思想”改为“筹度”，去一鲁字，再把“具管见”变为“竭所知”，虽仅小小变动，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。再举一例，原疏有“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，是头紧顾头之意”。什么叫“查发逃奔人”？表述太不通顺了。乾隆版改为“查发逃去人民，以还我者”，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，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。至于所谓“头紧顾头”，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，不易为他省人知晓，乾隆版改为“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”，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。全文类似之弊，俯拾即是，不再赘引。
其二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，见识不高，议不精辟，对后金与明之形势，了解不透，既不知己，又不知彼，所上之计实为下策。范文程、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，竭力主张对明用兵，大举深入，直捣京师。揆诸当时形势，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，如若照此行事，后果难以设想。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，此则，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，加上汉军一旗、蒙古一旗，共十旗，丁数不会超过八万，而且贝勒、大臣之中，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，士气较前有所削弱。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，被屠杀、迁徙、抄没为奴，满腔怨愤，纷欲弃金投明。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，四年以前，“国中大饥”，斗米价银八两。牛一头卖银一百两，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，布一匹价九两，出现了“人有相食者”的悲惨景象。
至于周边形势，同样不妙。南面朝鲜。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，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，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。东北方面，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，但并未覆灭，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。西边的明国。尽管曾数败于金，但幅员辽阔，臣民众多，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，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。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、遵化四府州县，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。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。在后方不稳、腹背受敌、敌众己寡的条件下，不做好充分准备，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，谈何容易，弄不好，被截断后路，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。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。所以，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，稍后一些时候。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。何况，这次出征，原为攻击林丹汗，不料彼先期远逃，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，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。鞍马劳累，缺水少粮。得不偿失，贝勒、大臣之中。不少人已有怨言，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，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，怎能获胜！因此，范文程三人之计，实为下策，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，是背道而驰的。
当然，宁完我、范文程、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，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，宁、范后皆为大学士，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、江西、河南三省的总督。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，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，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，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“皆以汉人为奇货”（乾隆版改为“皆志在取明”），必欲深入；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，“入则利在深入，不入则就此回兵”，不能半途而返。因此，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，但仍对其予以赞扬！
宁完我，字公甫，辽阳（今属辽宁）人，清初大臣。后金天命年间（1616—1626年），降努尔哈赤，隶汉军正红旗。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、议政大臣兼太子太傅。
初在文馆办事，敢直言，精通文史。屡上建议；定官制、辨服色，论伐明策略，论考试取官，多被采纳。好赌博，曾被免职。清朝入关后，重新起用，任修纂《明史》总裁、《太宗实录》总裁及三届会试总裁。翻译《三国志》、《洪武宝训》等。
马国柱，辽阳人，隶汉军正白旗。
天聪间，以诸生直文馆。六年，诸生胡贡明请更养人旧例，国柱上疏，谓：“以家喻国，上犹祖父，诸贝勒犹子弟，而人则妻孥也。祖父重持家，子弟喜便嬖，好恶不同，不能迫而从也。我国正直者多贫贱，贪佞者多富贵。正诎而邪申，欲国之兴得乎？宜采贡明议，无分新旧人，悉养于上。如疑八家分人而赡为先帝旧例，试思先帝时虽曰分赡，而厚薄予夺操之一人。今昔相较，果何如乎？况善继志者谓之大孝。先帝至今日，亦当更旧习。苟益于国，何有于小嫌？且利于八家，而上独擅焉，诚不可也；今养人乃劳事，虽专之，庸何伤？”
先是，国柱与高鸿中、鲍承先、宁完我、范文程等合疏请置言官，是疏并申言之；而诸上书言时事者，扈应元、徐明远、许世昌、仇震疏中往往及是。明远，明兵部吏，自永平降，隶镶黄旗。疏并请禁交结，定法度，立管屯将吏考课黜陟之制，禁管台将吏掊克士卒，禁八门监榷不得用重秤，豁流亡户籍，录闲冗吏，革鬻良人为妓。世昌，正红旗牛录章京。疏并请定先帝谥号，建中书府。震，明武进士、都督佥事。疏自署“俘臣”，并请译书史，申法律，简贤才，与明通和。皇太极命礼部设科取士，中式为举人，国柱与焉。直文馆如故。
在这次战役中，后金军队使用了自己研制的红衣大炮，后金有了独立的火器营，这在日后统一中原的战役中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这次战役共俘获明军将领七十余人，其中不少是高级将领，对这些降将，皇太极一律官复原职，予以重用，加以恩养。这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反响，由于这批明朝高级官员进入统治阶层，改变了后金政权的政治结构，汉文化在后金国进一步潜移默化的传播，这对在今后后金内部的思想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。
这次战役摧毁了关外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，即所谓的“关宁铁骑”，明军在关外的精锐便仅剩下大凌河城堡内的这一万多明军了。
这个时候的满人就跟后世的日本人差不多，他们必须依靠汉人的败类来完成许多政治任务，和军事方略，靠他们自己这点人是万万不行的。
平心而论，满人能够最后获取天下，其难度为历朝历代之最，即便是拥有了庞大疆域的蒙古人，也无法跟满人相提并论，在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的手中，当时是因为当时元朝主要用的是骑兵，速度是步兵的三倍，在当时火器只有元朝有的情况下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，都有较大的优势。
当时元朝的火器是世界上最好的大约能射二百米，而当时普通的弓箭只能射五十多米。并且火器一分钟能射二三发，普通的弓箭只能射一发，火器一次杀五个人而弓箭最多杀一个人，这样的战斗能力岂不让天下人侧目？
元朝的进战能力也十分强。据说元朝士兵一次能杀掉三个人，在攻打号称“铁甲雄师”的欧洲骑士团时，用的长马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因为骑士团用的是十字枪，马和人都披重甲但这个骑兵团的盔甲却没有护颈。从此，欧洲骑士团就不复存在了。(未完待续)